年12月，我们小分队在滇西北找矿。小分队一共8人，其中4名警战士每人配备一支冲锋枪。一天，出发前，一位纳西族老乡搭我们的车去维西。那天路上积雪很大，雪下的路面坑洼不平，车子行驶一段就会被雪坞住。我们不得不经常下来推车。就在我们又一次下车推车的时候，一群褐黄色的东西慢慢向我们靠近。我们正惊疑、猜测时，纳西族老乡急喊：“快、快赶紧上车，是一群狼。”司机小王赶紧发动车，加大油门……但是很不幸，车轮只是在原地空转，根本无法前进。这时狼群已靠近汽车……大家看得清清楚楚——8只狼，个个都象小牛犊似的，肚子吊得老高。战士小吴抄起冲锋枪，纳西族老乡一手夺下小吴的抢。比较沉着地高声道：“不能开枪，枪一响，它们或钻到车底下或钻进树林，狼群会把车胎咬坏，把我们围起来，然后狼会嚎叫召集来更多的狼和我们拼命。”他接着说：“狼饿疯了，它们是在找吃的，车上可有吃的？”我们几乎同声回答：“有。”“那就扔下去给它们吃。”老乡像是下达命令。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，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除了紧张，大脑似乎已经不会思考问题。听老乡这样说，我们毫不犹豫，七手八脚把从丽江买的腊肉、火腿还有十分珍贵的鹿子干巴往下丢了一部分。狼群眼都红了，兴奋地大吼着扑向食物，大口的撕咬吞咽着，刚丢下去的东西一眨眼就被吃光了。老乡继续命令道：“再丢下去一些！”第二批大约50斤肉品又飞出了后车门，也就一袋烟的工夫，又被8只狼分食的干干净净。吃完后8只狼整齐地坐下，盯着后车门。这时，我们几人各个屏气息声，紧张的手心里都是冷汗，甚至能够清晰的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……我们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令我们从狼群中突围出去。看到这样的情形，老乡又发话道：“还有吗？一点不留地丢下，想保命就别心疼这些东西了！”此时，除了紧张、害怕还有羞愤……！作为战士，我们是有责任保护好这些物资的，哪怕牺牲自己。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的车被坞到雪地里出不来，只能被困在车里。我们的子弹是极有限的，一旦有狼群被召唤来，我们会更加束手无策。我们几人相互看了一眼，迟疑片刻，谁也没有说什么，忍痛将车上所有的肉品，还有十几包饼干全都甩下车去！8只狼又是一顿大嚼。吃完了肉，它们还试探性的嗅了嗅那十几包饼干，但没有吃。这时我清楚地看到狼的肚子已经滚圆，先前暴戾凶恶的目光变得温顺。其中一只狼围着汽车转了两圈，其余7只狼没动。片刻，那只狼带着狼群朝树林钻去......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……不一会儿，8只狼钻出松林，嘴里叼着树枝，分别放到汽车两个后轮下面。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……这些狼的意思是想用树枝帮我们垫起轮胎，让我们的车开出雪窝。我激动地大笑起来……哈……哈……刚笑了两声，另外一个战士忙用手捂住了我的嘴，他怕这突兀的笑声惊毛了狼。接着，8只狼一齐钻到车底，但见汽车两侧积雪飞扬。我眼里滚动着泪花，大呼小王：“狼帮我们扒雪呢，赶快发动车，”车启动了，但是没走两步，又打滑了。狼再次重复刚才的动作：“先往车轮下垫树枝，然后扒雪……”。就这样，每重复一次，汽车就前进一段，大约重复了十来次。最后一次，汽车顺利地向前行了一里多地，接近了山顶。再向前就是下坡路了。这时，8只狼在车后一字排开坐着，其中一只比其他7只狼稍稍向前。老乡说：“靠前面的那只是头狼，主意都是他出的。”我们激动极了，一起给狼鼓掌，并用力地向它们挥手致意。但是这8只可爱的狼对我们的举动并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定定地望了望我们，然后，头狼在前，其余随后，缓缓朝山上走去，消失在松林中......看完不忍思考：连凶猛的狼都懂得报恩，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自身？自诩为“万物灵长”的人类，我们是不是应当让这个世界充满爱？
作者简介
本文作者
蒋蓉，文革中当过知青、工人。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，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（今西南大学）马列教研室任教。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。现已退休。
原题
生活在下层的知青，
有怎样的人生
作者：蒋蓉
年恢复高考，老三届知青，特别是老三届初中肄业的知青，以及比老三届还早几年下乡的“老知青”中，考上大学的比例是多少，我不知道，能够肯定的是，和知青这个以数千万计的庞大群体相比，比例应该很小很小。并不是说只有高考一条路，才能够让知青破茧而出，但不管哪一条路，真正从下层走出来的不能算多。那些一直生活在下层的知青群体，我不是特别了解，但在这个群体里我有三两个早年的朋友，她们的人生道路坎坷崎岖，生命历程有哀有痛。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如今备受鄙夷的“广场舞”，她们的生命方程式，各有各的“解”，每一个“解”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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遥远的春姑娘
还在幼儿园的时候，我们家从原来居住的文化村八舍搬到文化村五舍，住房由原先的两间变成了三间，有了独立的书房，我们做作业，看书，父亲备课都在书房，接待客人也在书房。
文化村五舍的邻居中，记忆最深刻交往最长久的是邻家姐姐贺光荃。
我们一起居住过的文化村五舍，贺姐姐家第三个门，我家第六个门
贺姐姐容貌秀丽，脾气还很好。我们做邻居的时候，她入小学有几年了，是比较大的孩子，我从幼儿园回家，常常屁颠屁颠地跟着她，捡根枝丫在地上画一些纵横交错的笔画，极其崇拜地请教：姐姐，这是不是一个字呢？她从不因为我白痴般的问题不耐烦，更没有嘲笑和挖苦，总是很温润地微笑着，就像一个学识渊博的教授，肯定地告诉我，不是。一连串的“不是”对我还是有一定的打击力度，让我从此不敢做无师自通的天才梦了。
和所有小女孩一样，我们酷爱文艺演出。但凡学院的礼堂里有西师大学生文工团的演出，观众里一准儿有我们的身影。我们不光看，还要学着自己表演，尽管没有观众，我们依然乐此不疲。
记得有一个舞蹈名“采茶舞”，歌词如今还记得一句：“姐妹采茶，茶叶青……”这是一个有一点情节的舞蹈，采茶姑娘队伍里有一个姑娘是傻大姐，她在采茶舞里的表演有些类似很多剧里的小丑，虽不好看却又是剧情里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女孩子们观摩了大学生的表演，回来以后就在屋前的土坝子上模拟排演。我们没有伴奏，就连最简单最大众化的口琴都没有，可表演欲望是挡不住的。
我们在观摩大学生演出的时候，连同歌曲一起学会了，演出虽然很不专业，但载歌载舞却也更有激情。在我们这个业余舞蹈队里，年龄最小的是我，姐姐们都说让我演傻大姐。虽然心里很不乐意，但我不能说，因为那样的话，我就会被排除出“舞蹈队”，两相比较，我还是愿意选择出演傻大姐。
因为学院文工团的保留节目——蝶恋花；因为舞台上那些让我们惊艳的仙女、嫦娥和英魂；因为那些闪闪发光的配饰和飘飞的霓裳，我们充满了对古典装束的狂热。贺姐姐领着我们在她家里翻箱倒柜，把她母亲压在箱底的那些色泽艳丽的丝绸翻出来，裹在身上作古装长裙，再拿出我们自己那点有限的廉价饰物——玻璃珠项链，各色蝴蝶结，铁皮或塑料花发卡子，把自己装扮成花里胡哨的古典小姐、丫鬟。我们的演出，其实就是迈着从戏里看来的小姐、丫鬟步子，从贺姐姐家的里屋走到外屋，又从外屋走到里屋而已。每当我们这些不伦不类的演出结束以后，贺姐姐的家里都被闹腾得一片狼藉。
贺姐姐是我心中的神仙姐姐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喜欢跟同龄的女孩们玩，进入小学后和她一块儿往返，周末和她一起的踢毽子、跳房子、跳皮筋。贺姐姐读初中后，学会一种叫做凤尾针的毛线织法，她用这种针法织了一条粉红色的围巾，漂亮得令我两眼发直。我拿着从母亲那里讨要来的一些废旧毛线，一再请教贺姐姐凤尾针的织法，贺姐姐也颇为耐心地教我，可是愚笨的我直到现在也没学会，凤尾针就这样成了我心中永远的梦想。
我和邻家姐姐贺光荃（右）
我进入小学的时候，她已经是高年级的学生了。那一年学校例行新年联欢会，容貌秀丽的她被选中扮演春姑娘。她有如真正的仙女下凡一般飘然而至，跟新年老人一起进入礼堂的大门，一边挥手把新春的祝福送给参加联欢会的全校各年级同学，一边款款走上舞台。我倾慕的目光被她飘逸的身影牵拉着，从那个简陋的舞台穿过漫长的时间隧道直到很久很久以后……
贺姐姐初中毕业了，她没有顺理成章升学读高中。她告诉我，她要去遥远的大巴山区当社会主义的新农民。年龄尚小的我对大巴山还没多少地理概念，只听说那里是红军待过的地方。回想起来，那个时候贺姐姐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满怀憧憬的；对邢燕子、董加耕等光辉榜样是膜拜的；对大巴山老革命根据地是无限向往的。曾听她说，那里满山遍野都盛开着美丽的鲜花，每个村寨院落都装满了可歌可泣的红军故事，当地有一首流传较广的歌曲《南江谣》，歌词是这样的：“好一个南江县啊，脚踏川陕边，当年红军插红旗，如今百宝见青天。前人流血后人流汗，革命花开更鲜艳”。她说，在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扎根，建设新农村是我们莫大的光荣和幸福。她是满怀激情满怀理想昂首阔步到农村的。
过了好久我才知道，其实，一部分真实情况是，贺姐姐的父亲有那个年代特有的“历史问题”，学习成绩原本很好的她被告知不能够考高中。我刚刚进入小学时，就听说过贺姐姐的爸爸有历史问题。那时，我还搞不清楚什么叫历史问题，只觉得贺伯伯不像一个坏人，完全不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阶级敌人那种魔怪形象。在我眼里，贺伯伯是一个和蔼的人，我们在他家里扮小姐丫鬟，没听他发过脾气骂贺姐姐，他不爱说话，好像没和我说过话，但在我的印象里，任何时候他都是笑眯眯的。贺姐姐的好脾气和温润性格的养成，也许就是因为她有这样一个好父亲。
那时，好多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继续升学的青少年，留在城市里也安排了工作，当然，安排的都是街道工厂，城市里卖蔬菜拉板车的合作社或建筑工地等等，那些比较“低贱”的工作。贺姐姐自愿报名申请去南江那个闻所未闻的地方。还是小学生的我，听她说要去那里做新型农民，听她热切地描述想象中的美好前景时，内心并没有革命接班人应有的感动和激情，相反，暗暗的，我心里有些难过不舍，更主要的是有一种难言的不安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对当社会主义新农民这回事似乎心存天然的反感。
文革前我们家搬离了文化村五舍，再往后是整个国家的动荡，风雨飘摇之中的我们，彼此再也没有了联系。
年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发布后，我被卷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，五年多历尽艰辛才回到城市。某一天，我在大街上与她邂逅。那是一次令我讶然的偶遇，她迎面闯进我的视线那一刻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她的半个脸有些歪斜，仿佛带着一个面具，喜怒哀乐全都被屏蔽了。
知青时代的贺光荃
这么多年，我几乎没有直接从她本人那里来的消息，也没有刻意去打听她的消息，儿童时代的纯真情谊，在阶级斗争暴风骤雨的冲刷和人生小船的颠簸中，慢慢淡远，我们似乎都把对方忘了。
她的情况我是后来看她的回忆才清楚的。
在那个偏远而闭塞的大山里面，她得了重病。开始的症状是头疼，呕吐，无力，耳鸣、眩晕，吞咽困难。她以为自己患了感冒，去公社卫生院开了些药，服药后非但不见好转，反而连嘴也歪斜了。当地的医疗水平极其有限，医生给了她一个错误的诊断——美尼尔氏综合症。她每天跑十几里山路，去扎针灸治疗，无果，到后来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全都失去了正常功能，呕吐乃至吐血。而一心要脱胎换骨，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她，咬紧牙关，继续把自己置放于沉重的体力劳动之中，勉强能起床，就去背牛粪，砍柴，挑粪，直到某一天晕倒在劳动现场。
这才被送回城市家中，这才去医疗设备技术水平与农村医院做检查。检查结论是“小脑听神经瘤”，虽不是恶性，但肿瘤压迫了神经，所以视力、听力、嗅觉、味觉、平衡均受影响，需要做开颅手术和输血。
贺姐姐住院一月，医院却迟迟不安排手术，不解决输血需要的血浆，还不讲明原因。忧心如焚的贺伯伯在炎炎烈日下四处奔走，八方求助，经知情人指点才明白，医院必须要患者和家属提供不是阶级敌人的证明，才做手术。有“历史问题”的贺伯伯硬着头皮找到当时的工宣队负责人，有幸，他碰到了一位善良的工宣队师傅，师傅为贺伯伯提供了“XXX历史无重大问题，要抢救其子女”的证明，医院这才确定了手术时间。
第一次手术，效果尚好，她自己也特别乐观和配合，很快痊愈，没留下后遗症。不幸的是四年后旧病复发，再次手术时神经被切断，她的面部永远残疾了。
第一次手术后留影，依然是那个漂亮的她
关于她的男朋友，我是在那些年里断断续续听说的。
男朋友是真正的邢燕子、董加耕式的人物，他自愿放弃高考坚决要求去了南江。他为什么要舍弃通往科学家、教授学者或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，去当一个普通农民？熟悉他的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但他走的这条路比较快捷，就像今天的快男超女，仿佛只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，还在当时天真纯洁的城市中学生中，拥有了一批虔诚的“粉丝”。
是因为她的美貌；是因为在远离父母的地方，他病重时她日夜守护着他，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，才有了一场关于风花雪月的美梦。可是，当她的美丽变成了一个美丽回忆的时候，她的男朋友就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。风筝挣脱了在理想和抱负的天空中显得细若游丝的情爱之线，把自己放飞了。她的青春连同纯洁爱情就像一只爆竹，最耀眼的一闪之后化作了细碎的黑灰，四散飘零。疾病和风筝带走了她一生的幸福时光。
那次与贺姐姐邂逅，我们都没有久别重逢的欣喜，也没有绵长的叙旧或关切的询问，说什么呢？在那种情况下，语言很多余。匆匆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，我们就告辞了。时值冬日，天空阴沉沉地覆盖着厚重的灰色，萧瑟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地扫过来，很快就把她扫成了一个模糊的背影，一个不再亭亭玉立，轻盈翩然的背影。她，就是那个遥远的春姑娘，只是，她的美丽，早已随风飘远……
直到有了QQ和